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老百姓的法治观念有所增强，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，懂得运用法律手段获取救济。但有些人打官司
的目的只在讨个“说法”，“出口气”，“争个理”，而不在乎索赔多少物质利益。有的人想表明自己告状旨在维护个人的权利
与人格尊严，而不是为了钱，因而申明只象征性地“索赔一元”以避嫌。这种“一元钱”的官司，所在多有，常常成为媒体关注
的新闻。
有的论者对这类“索赔一元”的官司提出质疑，认为这虽然也维护了个人的权利，却不足以给侵权者应有的惩罚和教训，客
观上反会削弱法律的惩戒作用。这一论点是有见地的。因为它不符合“罪刑相当”或赔偿额度与损害程度相称的刑法和民法原则
（一般说来，与补偿不同，惩罚性的赔偿还应高于其所造成的损害"） 。即使罪犯或侵权人受到一元钱的象征性的“惩罚”，个
人的“理”“气”得到伸张，而法治的权威则不一定得到维护。
“一元钱”的官司的由来，有深远的历史和社会背景。中国的传统观念是重义轻利，重名节而轻实效的。中国人比较看重精
神上的胜利，而不大计较物质上的补偿。知识分子还特别注重清高的声誉，社会舆论也苛于责人“向钱看”。名誉受到侵害，只
要澄清了是非，对方道歉，恢复名誉，一般人通常并不介意“赔礼”多少。即使蒙冤坐牢，只要得到无罪释放，就心满意足，感
恩不尽，也极少索赔。这种风度，甚至表现在政府对待造成我国几千万人死亡、几亿万财产损失的侵略者，也放弃索要任何国家
赔偿，以示我中华泱泱大国的仁爱心怀。
反观外国，个人冤案赔偿可达数千万美元。对制假贩假、伤害消费者的奸商，罚款至亿，使之倾家荡产。有的国家还制定终
身受穷的罚则，强制这类贪财性的罪犯，在刑满释放后，仍终身不得从事某些可以致富的、或待遇高于其最低生存条件之所必需
的职业。
两相比较，可以看出某些中国的“国情”和“特色”。是非得失，不难评估。
这里我要补充说明的是，在特定的情况下，“罚赔一元”的得失，也不可一概而论。有时法院作出“罚赔一元”的判决，反
而是能体现民主的法治精神的。这里，两种判决，罚款悬殊，都体现了保护人民权利的民主法治精神。前者是为了保护一般公民、
特别是在民众中享有巨大声誉和社会影响的社会公众人物，其名誉受侵害，将使其难以再从事其原有职业，甚至难容于世，导致
走上绝路。
后者则是保护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权利。因为政府官员本是公众舆论监督的对象；而且又处于掌权的强势地位；他们作为官员
的名誉，也是选民赋予他的；他们与民众! 包括作为人民喉舌的媒体" 的关系，不同于一般的私法关系，而是公法关系；因而就
不能像对待明星那样，以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侵权来处理。他们的名誉! 官誉" 受到损害，他们也可以、或易于运用其权力自行
澄清。所以，判处媒体象征性地罚款一元，有利于保障人民的监督权。这正是民主的法治精神的体现。这里，罚款一元的精神效
应，胜于200万元的物质惩罚。
还有另一种“一元诉讼”，就是为一元或更小的侵权损害而打官司，为的是找法院“评个理”，“出口气”。一般情况是有
点得不偿失。但为了维护法治的尊严，唤醒民众的权利意识，有时也是有精神价值的。这种官司的标的虽微不足道，但由于被诉
方的侵权行为涉及侵犯公民的精神权利、人格尊严! 如贩卖假货愚弄顾客，非法搜身侮辱人格之类" ，使公民的权利感情受到伤
害，被侵权人愤而诉诸法律，以伸张正义，维护权利。所以，日本法学界川岛武宜说，为权利而斗争“是近代的自觉的主体人格
的呐喊，在这个意义上，它是一种有伦理价值的行为”。19世纪德国法学家耶林说，英国人在遇到店主人或马车夫企图诈骗时，
会拿出宛如捍卫古英国法律的勇敢进行抗争，尽管为此耗费钱财再多也毫不介意。他说：“权利，一方面从法律内获得自己的生
命；另一方面，也反过来给予法律以生命。”权利者通过保护自己的权利，同时也捍卫了法律。“护权”即“护法”。为权利而
斗争，也是为法治而斗争，既是公民的权利，也是公民对国家的义务。
可见，打一元钱的官司，有时也是可以有重大的精神价值与社会效益的，不可一概否定。
当然，为细故动辄打官司，会增加个人与司法机关的负担，得不偿失。权利救济有多种渠道，如行政救济! 包括行政调解、
行政仲裁、行政裁决与行政复议等" 、社会救济! 如社会自治组织的人民调解，行业协会的纪律制裁、消费者协会的裁处等等" ，
都是可加选择的手段。诉诸司法，是权利救济的最后手段，不到穷尽其他各种手段，或有特殊必要性，不宜轻易动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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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
郭永璞